我国正稳步推进建设海洋强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对于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而言，必须深入理解海权（Sea Power）的概念，这不仅关系到海洋战略的制定，也为具体海洋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回答“什么是海权”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定义或总结理论家的著述，而是要深化对海权内涵的理解，消除国内各界的过时论断与偏见，形成更科学、具体的共识。通过更新的海权观念，更好地制定战略与策略，研究具体议题。需要注意的是，海权自诞生以来，与政治行为便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主要从我国视角讨论海权观念。
现代海权可定义为民族国家开展国际海上商业、利用海洋资源、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以控制商业与冲突，以及利用海军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其核心是海上军事能力。尽管海权的具体能力因素随时代变化，但其本质未变。海权概念包括海洋权利与海上力量，海洋权利和权益是海权能力保障的对象，而不属于海权范畴。海权作为一种能力意味着国家可以追求海权，但不能直接“争夺海权”，历史上各国曾竞争海权，寻求高于对手的能力。将“海权”随意与其他词语搭配，如“海权矛盾”、“海权合作”，会导致理解上的偏差。
海权观念指的是国家内部对海权的重要性、所追求的海上力量类型、海上力量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的共识。在后冷战时期，我国的海权观念被划分为经济海权、战略海权、合作海权、复合海权以及海洋国土五个方面，这些分类不仅丰富了海权观念的理论层面，也便于从不同视角全面理解其具体含义。然而，海权观念的核心仍然是海权建设的战略性目标和运用海权的战略原则。研究海权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历史上不断发展的观念集合，与海权建设实践互动，为国家制定并实施海权战略提供基础。
海权观念的演变呈现了从马汉、科贝特到冷战时期的逐步发展，核心都是建立在传统权力斗争的框架之内。当代美国的海权观念虽然仍然基于这种框架，但更多强调对全球体系和维护自身主导地位的理解，倾向于“主导”而非单纯的“控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海权的主导不仅仅意味着控制，而是通过海上力量的运用来保障并增强自身的主导地位，同时满足经济与安全的需求，实现更广泛的互利共赢。我国作为正在从全球体系的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的国家，有必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并将保护并维护全球化体系的“后现代”要素融入其海权观念中。
我国的当代海权观念受其经济需求与安全需求的显著影响，其中安全需求占据较大比重。我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强国，海权策略不再受资源争夺的限制，同时处于一个独特的国际地位，既非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也非挑战者。经济上，我国依赖全球化经济体系，通过海洋进口原材料及能源，出口工业产品，维护这一体系是其首要经济需求。安全上，我国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主要来自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及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台湾、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议。另外，权哦国还需要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维护。
当前我国的海权观念更新的起点并非基于过时的观念，如清帝国或上世纪50年代的海权观念，而是针对现代条件下已变得不适应的旧有海权理念。这包括盲目继承西方的传统海权观念，特别是未经批判地接受马汉式的控制海洋论。我国的海权研究常忽视对历史经验的深入分析及对时代变化的适应，依赖简化的历史类比并过分强调地缘政治因素，而未准确反映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实际需求。因此，海权观念的更新应更注重现实的经济与安全需求，避免对传统观念的过度依赖，并合理利用历史与地理因素来形成适应现代的战略方向。
作为新崛起的海权国家，我国特色的海权研究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的海权观念更新是由其经济与安全需求驱动的，主要包括明确建设发展海权的战略性目标并运用海权的战略原则。战略性目标包括有效的核武与常规威慑、维护海洋主权和权益、保证海洋自由、进行力量投送，以及提供海洋公共产品五个方面。战略原则涉及构建体系化的主战海上力量，发展多元化海上力量，灵活运用力量，以及加强软实力的配合。更新的海权观念强调从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塑造的战略行为，确保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平衡，以及与我国经济与安全需求的同步进化。
尽管目前国内对海权战略目标及原则的共识不明确，但通过讨论这一概念可以加深理解。更新海权观念旨在凝聚力量并指导实践，而这种观念与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的。例如，保卫国家海疆权益及提供海上公共产品在新的海权观念框架下都需要多元化的海上力量。南海岛礁建设等具体实践展示了这一观念的有效性，并带动了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虽然我国的海权观念仍在更新，但随着实践的进步和共识的形成，我国将逐步具备更加科学、理性和丰满的海权观念，就像英国的海权不仅依赖于海军，还依赖于其综合体系的有效融合一样。
